政治、经济及饮食科技也是饮食文化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北京自古为中国北主重镇和著名都城，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各地著名风味和名厨高手云集京城，各民族的饮食风尚也在这里相互影响和融合。天津早在明代就成为“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的漕运、盐务、商业繁盛发达的都会。明朝灭亡之后，不少御厨流向津门，民国前期，清朝皇族、遗老遗少迁居天津，买办、官僚、军阀、洋商也云集于此，饮食业空前繁荣。京津地处北方少数民族与南面汉族的交汇之地，饮食文化形成了独特风格。
经济的发展，对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的东北地区，在古代是一个以采集——渔猎和游牧文化为主的地区。然而随着大批汉人的不断徒入和垦殖、开发，中原农业文化渐渐普及于白山黑水之间，尽管其文化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不尽相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其饮食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
饮食文化区处于不停止的动态运动之中，由开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历史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划分饮食文化区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所处的经济、科技状态，大致以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经初为划分饮食文化的时期。
需要看到的是，经济、科技对饮食文化的影响仍在不停地进行着，尤以现代的甚，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饮食文化的显著变化。人们利用科技以改变生态环境从而改善自己饮食的能力越强，用以克服生态环境局限与制约的能力越强，饮食生活也就更丰富、质量更高，餐桌上菜肴的变化也就越大，饮食生活也就更丰富、质量更高，餐桌上菜肴的变化也就越大，饮食生活的地域自然性差异就会相应地减弱。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除去有余的大米和基本可以自给的蔬菜、鸡蛋之我，就没有能够自给的主要农产品了……现在，日本进口食物原料的８０％依赖于美国”，而全体日本国民享用的朝鲜泡菜几乎完全来自朝鲜半岛。由于“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食物原料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摆到日本人的餐桌上。（石毛直道《饮食文化论》７７～７８页）向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近百年来餐饮食业繁盛异常，外邦风味荟萃，名店棋布栉比，肴膳这精，发展之快，尤为突出，所赖也为经济、政治之实力，交通、商业这发达。近二十年来，大陆经济活踽发展，各省区从中心城市到普遍县镇，民众饮食生活面貌（观念、结构、品种以至习尚）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深刻变化，甚至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商品流通和交通便利越来越有力地改变了地域差异对各区域之间人们饮食生活的限制性影响。 欢迎来到暮云社区
（三）民族、信仰与饮食习俗因素
在中国西部游牧文化区形成了中北、西北、青藏高原三个饮食文化区。这既有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民族、信仰与饮食习俗的因素。蒙新草原沙漠地区横亘于祖国的北疆，地形以高原、高山和巨大的山间盆地为主。由于地处内陆，东南季风的影响逐渐减弱以致最后消失。水分的分布自东向西依次减少。因而从大兴安岭到天山地区，在我国北部呈现出典型的温带草原、沙漠草原、荒漠和戈壁的自然景观有规律的递变。这里分布着蒙古、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典型的游牧民族，其饮食具有鲜明的食肉饮奶的特点。由于新疆一带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乐、撒拉、东乡、保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而内蒙古主要居住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等民族，主要澈地喇嘛教，；因此形成了特色不同的两大饮食文化区。
同样是游牧文化区，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游牧文化却又别有风韵。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最高大的大高原，平均第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这是既高且寒，既寒又干，加之这里弥漫着喇啐教文化的神秘气氛，因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区。
西南地区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虽大都以农耕为主，但其文化风格较为独特。既与藏族饮食有异，也与东部汉族的饮食有所不同，自成一体。
我们的划分中国饮食文化区时，是从全国范转着眼的，立足于饮食文化的总体，分区界线的划分从全国饮食文化差异的大势出发，考虑的重点是饮食文化风格是否相近，并没有完全依照今天行政省、区界线去确定界线。
饮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不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它也一地在逾越中，应当说严格的界限和最后的限度是没有的。同时“地域差异”本身民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历史的和运动的，在不同的时间单位上其空间状态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本笛也按“文化”规律运动，在不间断的相互影响过程中，“求同存异”的变化恐怕是不能止歇的，新的差异即新的个性因素将不断增殖的整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