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寻找历史
这是个有历史根系的城市，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不只是泡泡茶馆、打打麻将、优哉游哉的地方。
火车快到成都的时候，我发现车窗外的田野、草木，所有自然的景色和我熟悉的江南接近，下了车是个阴天，有点闷闷的，有人告诉我，成都的天气常常就是这样，盆地的湿气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成都的土地，但，对于这个城市我不仅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反而有几分亲切。小时候读历史书，读《三国演义》，成都这个地名，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那些各放异彩的历史人物，早就根植在我的心中。一句话，这是个有历史根系的城市，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不只是泡泡茶馆、打打麻将、优哉游哉的地方。
四川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环境，蜀道难行，三峡天险，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自成一体；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又是千里辽阔，土地肥沃，是个足以自立的地方，在文化的传承上也相对完整。诸葛亮当年在南阳的草庐中对刘备纵谈天下大事，分析四川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基地，以后他们合作果然成就了鼎足三分的事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足迹遍及西北、西南许多城市，最终选择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就是看中四川腹地宽阔，物产丰富，教育较为普及，人民文化程度相对要高，而且川人有血性，能包容、接纳外来人口，不排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省份，他们的先人往往都是从湖广等地迁徙过来的。
在武侯祠反省“诸葛亮人格”
到成都，当然要去武侯祠看看。然而我一到那里，发现和我心目中的武侯祠大相径庭，我对武侯祠的印象来自杜甫那首千年传诵的《蜀相》诗，那是我小时候就会背的。除了大门进去时，两旁的柏树能让我想起杜甫的两句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其他的可以说都很失望，我原以为武侯祠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古柏森森都是为他而种，他的前后《出师表》，他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今天都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价，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他的时代，甚至在他身后十分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代表了一种完美的人格范型，世世代代的人们要凭吊、纪念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可惜，走进大门，我看到的首先不是“武侯祠”，而是“刘备庙”，然后才是“武侯祠”，后面又是“三义庙”，旁边则是刘备的衣冠冢“惠陵”，景区名为“武侯祠”，实际上武侯祠只是包裹在其中的一个点，而且不是居于中心地位，整个布局还是突出刘备，还是以君为主，臣为次，君臣上下之分非常分明，哪怕诸葛亮名垂青史，也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君臣观念，改变不了无比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从这个角度看，“武侯祠”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后来我和肖雪慧老师说起自己的印象，她的看法也是如此。数千年以来，国人坦然接受这样的安排，从内心深处认同这样的安排，这是本民族最大的悲哀之一。
从进入武侯祠的大门起，一路上人头攒动，游客们津津有味地听着那些关于三国的老掉牙的故事。我试图寻找一些能勾起我记忆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只有武侯祠前那副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视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其实，后人所知道的诸葛亮大部分是从《三国演义》里来的，这是一个被拔高、神化的诸葛亮，与真实的诸葛亮相去甚远，比如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等许多熟悉的故事都是出于文学想象，而不是历史事实。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一句话就击中要害。
历史中的诸葛亮和文学中的诸葛亮，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里已经不可能截然分开，《三国演义》以及许多戏曲、评书乃至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力无疑远远超过了《三国志》等史书。要以现代的尺度来重新看待诸葛亮这个人物，注定了困难重重。我个人内心深处，对诸葛亮的感情就很复杂，我更在乎的不是他被后人妖化的智慧，而是他提供的人格范式。前段时间，对于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不是应该从教科书上撤下来，发生了一些争论。
这件事的起因是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的一个教授胡觉照写信给教育部教材司，建议将《出师表》从中学语文课本撤出，以另外一篇古人的奏折《止战疏》来替代，理由是诸葛亮对战争、暴力缺乏认识，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了解不足，一心只想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不顾94万蜀人的利益，贸然北伐，发动战争。感动千古的《出师表》只能证明诸葛亮的愚忠和缺乏自知之明。这个建议引起了媒体和中学语文界的关注。我先是在朋友郭初阳的博客上看到的，这位在语文教育上卓有建树的中学教师说，《出师表》的废留，之所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我们谈论诸葛亮，其实跟诸葛亮无关，只跟我们的观念有关。一部文学史，对忠而受重用的“诸葛亮人格”咏叹不绝，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陆游的“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等等。
他说2007年的中国，应该是反省《出师表》“忠臣意识”与“诸葛亮人格”的时候了。我赞同这种反省意识，对于“诸葛亮人格”，必须站在现代的起点上进行反省，一个古老民族如果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就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但是，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好，评价历史文献也好，都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给予同情之理解。两者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诸葛亮人格”的反省并不意味着对诸葛亮的一概否定，《出师表》是不是离开教科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尺度、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它。
在武侯祠，在刘家帝王之气的包裹中，在三义庙、衣冠冢和刘备庙之间，重读刻在石碑上的《出师表》，我们会有更深的体悟，那是典型的帝王时代的产物，诸葛亮无论有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才干，也只能依托对一家一姓的皇室的忠诚，来推行他的理想，他不可能摆脱时代给予他的限制。至少在他生存的年代，他还不可能跳出君臣思维看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他的悲哀。
时序正是春色烂漫时，武侯祠的种种建筑也都点缀在红红绿绿之间，但转悠了半天，不仅连杜甫的“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自然美丽没有体会到，更感受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那种悲怆境界，我的心中难免生出一种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