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非城郭制形态————城、郭分治的两城制
秦 ：非城郭制形态————非城郭制形态
再结合工商业和庙、寝位置的变迁，这两条道路还可以具体化。
东方：庙、寝并重——寝重于庙——朝、市并重 （东周王城） （新田） （六国都城）
秦 ：庙、寝并重————————朝寝压倒庙、市（雍城） (咸阳)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也记载了一种不同于“两城制”的都城布局：
《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国”内有宗庙、宫殿、市场等，没有提到“大城”和“小城”的存在，显然不同于《孟子》、《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根据史学界对周代国野制度的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国”指都城，还包括近郊，居住著“国人”；野是都城以外的广大土地，居住著“野人”。二者之间是点和面的关系。战国以後，国、野差别消失，才出现了领土国家的概念[9]。目前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包含很多儒家的理想化成分，但也有西周礼仪制度的影子，《匠人》把都城叫“国”，正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习惯。
那么“国”有没有建造城垣呢？回答是肯定的。《诗经·大雅·瞻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郑笺曰：“城，犹国也”。《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可“国”有城垣圈定其范围。“国”字金文作“或”，象荷戈的武士守卫城邑。《匠人》“方九里，旁三门”；也说明城垣的存在。城垣无疑是在空间上区分“国”、“野”的最重要的标识。然而，从《周礼》中无论如何读不出大城和小城的共存。
对照考古发现，曲阜鲁城在小城建造之前只有一个大城圈，西周晚期当地土著或殷遗民居住遗址及墓葬在城内靠西的位置，周人居址及宫殿区在前者之东。两种居民都属于“国人”的范畴，史书也记载鲁国有“周社”和“亳社”，“亳社”在春秋晚期还是会盟国人的场所。秦雍城更典型，只有一个大城圈，城内宫殿分散，但范围很大，可见国人居址及市场是杂厕其间的。宗庙位于朝寝之东，符合“左宗庙”的记载；宗庙及朝寝结构更与礼书记载吻合。可以说，《周礼》所记多少反映了早期“非城郭制”形态的一些影子。
经秦火焚毁後，《周礼》在西汉景、武间被河间献王求得，藏于秘府；到成、哀之际经刘向、刘歆整理，公布于世。王莽即位前後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了许多礼制建筑 ，如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5公里处东侧的辟雍，位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平行线之内的“王莽九庙”，位于西安门南出大道西侧的官社、官稷等。未央宫前殿是长安城的正朝大殿，北与横门、南与西安门对直 ；在桂宫和北宫以北还有“九市”。如果以这条线为基准，正好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格局。刘歆得王莽重用，由此《周礼》应当对西汉晚期长安城布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然而，西汉早期该书隐没不见，长安城的形态来源于何处？
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城的非城郭制特点。首先，目前发现的长安城只有一圈城垣，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那种大郭，“小城”在哪？城内未央宫、长乐宫、桂宫等都有自己的宫墙，但都属于某个特定宫殿区的围墙，性质与秦咸阳宫的墙垣或阿旁宫的“阿城”相同，与东方六国那种集合诸多宫殿区的小城截然有别。况且城内的宫殿区占了全城五分之四的面积，不同于六国都城主要用于安置平民和商业区的大郭。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的那种小城，“大城”在哪？至今在长安城外没有发现大郭墙垣的遗迹，在城外北部和西北部很少见到汉代建筑遗址，地下多为淤沙层，系渭河泛滥所致，在城外的东面则是密集的墓葬区，限定了城市的范围。况且六国都城也不象长安那样在小城内安置工商业区和平民区。那种用东方六国的“两城制”或隋唐以後都城的“内外城制”把长安城解释为内城、或外郭的观点都是说不通的。其次，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以宫殿区为主、又包含手工业区和平民居住区的特点。雍城的宫殿基本上在全城范围内都有分布，贵族和国人杂厕其间，虽然没有发现手工业作坊区 ，但在北部发现一方形院落，有学者认为属于“市”；咸阳的宫殿群落范围更大，从咸阳北阪到渭南皆是，并通过甬道、复道和桥梁连接成一个整体，手工业区局限在长陵车站和黄家沟一带。长安城也仅在横门以内、桂宫和北宫以北安排市场，在东北隅安排平民区，二者相加面积不过7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六国小城约占大城面积的比例是燕下都1/5、郑韩故城1/1.4、齐临淄1/7、纪南城1/5、赵邯郸1/4、安邑1/13。宫殿区在秦汉都城中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是专制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东汉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也是“非城郭制”道路的延伸。魏晋以後由于经济基础的变更和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都城布局越来越强调南北轴线对称的味道，北魏在平城就开始修筑外城，到了隋唐时期终形成宫城在北部居中、左右及南部为里坊寺院，并围以“罗城”的新格局。从发生到终结，“非城郭制”的城市形态延续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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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云《成周与王城考辨》，待刊
[2] 梁云《晋都新田——— 一个分裂的政治模式》，待刊
[3]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5年
[4]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
[5] 杜正胜《编户齐民》第38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
[6] 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同注（3）
[7] 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8]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96至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9]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