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古典时期的中国，祭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语•鲁语上》云“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①]。在春战时期的观念中，祭祀就已超越原始宗教意义，从单纯的“人神交流”上升到“国之大事”的高度。这一上升不仅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它还种瓜得豆的哺育了“儒”这一职业，“儒”继而再发展到儒家，历史的塑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祭祀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散漫化走向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时期很值得考察。第一是颛顼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件大事，“绝地天通”，这件事被作为神话而保留下来。然而早在春战时期，就有人意识到所谓的“绝地天通”其实不过是场宗教革命罢了。《国语•楚语下》楚昭王问观射夫“《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能，民将登天乎？”楚昭王大概真的以为 “绝地天通”就是绝断了上古人神相与往来的通道，观射夫告诉他说“昔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原始社会早期，氏族林立，各有所拜之神，祭祀活动更是混乱不堪，竟然达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程度，这显然不利于高阶集团（部落、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其内部团结。于是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为绝地天通”[②]其实质就是将分散在各氏族的祭祀权集中到几个人（部落或是部落联盟的巫师和祭司）手中，通过对祭祀活动的控制加强自身的权威，把低级巫术上升到了较高的宗教水平。徐旭生先生甚至说“帝颛顼就是一个宗教主”[③]。第二是西周时期：周在克殷后广建候卫，大行分封，依照宗法制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屏藩拱卫王畿。分封制必然造成等级化，宗法制则将等级化导入到祭祀活动中。在大大小小的各种祭礼中，天子、诸侯、大夫均受到周礼的严格规定。从祭祀时的衣着到所用牺牲的毛色，从受祭的对象到祭祀时所奏的乐曲，处处皆得依制而行，否则就是“非礼”。《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讲“祭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就是因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僖公的灵位，即被讥为“非礼”。周人将祭祀活动理论化、体系化，制度化，把祭礼正式提升到“国之大节”的高度，使其成为维护周权力分配体系的有利保障。
周之礼制，细密繁琐。其中既有对前代礼制的继承和扬弃，又有创造性地发展和构建。孔子曾经赞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在礼制中占重要地位的祭礼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这样的时代特征。周的某些祭礼和殷礼（夏礼未有可靠资料故不可考，殷礼则有甲骨文佐之）相互混杂，或是同出而异名（礼同名不同），或是同名而异出（名同礼不同）。由于周制把天子祭礼和诸侯祭礼分成两个系统，各立名目，所立新名一旦和殷礼搅在一起，更是混乱不堪。禘礼就是最让经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种祭礼。自东汉王肃对郑玄的批驳开始，历经唐、宋等经学家们的争论，笔墨官司打到清末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也没有结果。到底禘礼真意何在？下文就将展开综述。
禘，《说文解字》[④]言 “谛祭也，周礼曰五岁一禘”，段玉裁注言“谛祭者，祭之审谛者也”“谛有三，有殷谛、有时谛、有大谛”。禘不同谛。《说文》亦有“谛”字，言 “审也”，段玉裁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说明谛和禘的关系。可见他也分不清楚“禘”和“谛”的差别，只能回避问题闪烁其词。相较而言许慎则严谨许多，他讲禘就是谛，谛就是“审也”，其实是将禘的概念刻意缩小化，不求大而全，只求小而真，以保证《说文》的绝对正确性而已。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
四时之庙祭：
《礼记••王制》说“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东曰蒸”，郑玄注“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尔雅•释天》言“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周礼•大宗伯》讲“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冬蒸享先王”，《春秋繁露•四祭》亦提到“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所生孰而祭其先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周礼》《尔雅》成书较晚，《春秋繁露》更有可能直接因袭二书说法。但查据春秋极近的《诗经•小雅•鹿鸣之什》，有“礿祠蒸尝，于公先王”之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考证出 “礿祠蒸尝”名称由来于献祭作物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作物的成熟确实和季令密切相关。所以可以肯定在春战时期四时之庙祭并无谛祭。孙希旦《礼记•王制集解》曰“周以天子有大禘之祭，故改春夏祭名以辟之，而诸侯祭名仍旧，故《鲁春秋》书‘鲁禘’皆时祭也。”此语前半句尚为正确，后半句却有失偏颇。下表列出《春秋左氏传》中所有“禘”礼：
受祭者 卒期 行祭期 春秋经 左传
庄公 庄公三二年，其后为闵公元年 闵公二年夏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
哀姜 闵公二年，其后为僖公元年 僖公八年秋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
武公 昭公十五年春 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
襄公 襄公三一年，其后为昭公元年。 昭公二十五年八月 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
僖公 僖公三三年，历文（18）宣（18）成（18）襄（31）昭（32）而至定元年 定公八年冬十月 辛卯，禘于僖公。
观于上表“行祭期”列，孙氏之缪即可辨矣。春战时期的诸侯国虽有“禘”祭，但此禘祭却绝非时祭，而是周人的一种特殊祭礼。《春秋》《诗经》有大量关于蒸、尝、祠的记载，从反面映证了禘非时祭的事实。至于禘礼在《左传》中的内涵，若是易“禘”为“谛”，则就很容易了解了。
审谛之庙祭：
关于“禘”作为审谛庙祭之礼，段玉裁在《说文》中讲的颇为精当：“昭穆固有定，曷为审谛而定之也？禘必群庙之主皆合食，恐有夏父弗忌之逆祀乱昭穆者，则顺祀也。天子诸侯之礼，兄弟或相为后，祖行孙行或相为后，必后之者与所后者为昭穆。所后者昭则后者穆，所后者穆则后之者昭，而不与族人同昭穆。以重器授为昭穆，不以世系蝉联为昭穆也。故曰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宗庙之礼谓禘祭也。”[⑤]至于段继续言道“禘之说，大乱于唐之陆淳、赵匡后儒袭之，不可以不正”则就有点乱扣帽子的嫌疑。“禘”之说至少乱于汉朝，才有郑玄王肃之争。如果继续往前追溯，《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可见在春秋时期“禘”的含义就模糊不清，以至于孔老夫子都坦然答道“不知也”，至于后世经学家硬要把老夫子的“不知道”和“为鲁避国讳”硬扯在一起，当然是为塑造“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目的服务了。
商多行兄终弟及之制，而周则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昭穆制度就是周人建立以明确个人在家族地位的制度，它的一方面可以加强家族血缘关系，维护群体团结，一方面又可以凸现大宗权威，维护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关于昭穆制度，本文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周之庙制，《礼记•王制》言周“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举天子为例，始载周奉稷为大祖，祭于太祖庙中，稷之神主世袭罔替，其余六庙则以昭穆顺序排列，如有故去君主，则毁迁顺次进补。诸侯所奉大祖一般则为开国之君，鲁国由于周公之故，才有供文王为大祖之优待。周制宗庙大祭（四时之祭皆小祭）共有两种，禘祭与祫祭。《白虎通•宗庙》总结“祭宗庙所以禘祫者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弥远。谓之禘祫何？禘之为言禘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大祖也。”禘、祫都是规模较大的庙祭，禘重在审谛昭穆秩序，祫则重在合祭先君，由此才分别有“禘”“祫”两祭名。关于此点汉诸儒已有共识。在此前提下，郑玄、王肃何休等虽然又掀波澜，但争论的中心已转移到禘、祫两祭之规模大小、行祭时间及行祭时具体的礼仪等方面。《通典•礼九》《通志•礼二》皆有祫禘篇，回顾了禘祫的讨论史，对禘和祫的祭法、时间等有具体介绍，有兴趣读者可以参看。禘礼带有浓厚的 宗法制度味道，一般来说主持禘礼的通常都由大宗，即嫡长子主持，所以 “禘”和“嫡”也就发生了对应关系，“禘”和“嫡”在文字上是否有关系，这有赖于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总而言之，两周的“禘”祭和周的宗法制紧密相连，称得上是“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之“益”的部分。今之许多经学的普及性读物，常常附会将“禘”解释成为祭，实在是欠于推敲。
天子郊天之祭
《尔雅•释天》讲“禘，大祭也”。《礼记•丧服小记》“礼，不王不禘”，《礼记•大传》略为具体“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者，以其祖配之”郑玄在《小记》中注“禘”为郊天，在《大传》进一步发挥说“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据，黑则叶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祀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郑玄关于“大威五帝之精”的说法，反映了东汉谶纬流行五行思想泛滥的状况，唐赵匡感慨郑玄“又云祖之所自出，谓感生帝灵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又出自谶纬，始于汉哀平间伪书也。桓谭、贾逵、蔡邕、王肃之徒，疾之如仇，而郑玄通之于五经，其为诬蠹甚矣！”[⑥]郑玄关于禘乃郊祀之说法固然不假，但他却硬要将此附会到《春秋纬》上所说的稀奇古怪的五帝，大大降低了自己说法的可信度，结果引来王肃等的激烈批判。
相衡于成书比较晚的《礼记》等书，《国语》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国语》中“禘郊”同时出现，和“禘祫”祭义相似所以连称的用法相类比，可以推测禘也有和郊祀相关的祭意在其中。《国语•周语中》有“禘郊之事，则有全蒸”《国语•晋语下》有“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国语•楚语下》“郊禘不过繭栗，蒸尝不过把握” “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舂其粢”等。春战时期的郊祭记载颇多，《春秋左氏传》关于鲁国郊祀的记载就有多次。关于郊祀的内涵也有很多争议，《国语•鲁语上》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可见郊祭确是和禘祭相列的大祭。《礼记•祭法》沿袭了《国语》，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所以若想了解禘，则首先得探讨郊祭。
徐旭生先生曾讲古人祭天“在野外扫地而祭，不久就改为封土而祭。这个封土，因为在野外，所以又得了郊坰的意思”“开始大约是为的祭天，以后保存原来专用的意义，就叫做郊，叫做寰丘”。古人们早先祭祀选择在郊外是可以理解的，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早期的天神系统结构简单，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推断，商人的天神观念似乎只有祖先神和上帝两类神祇，祖先神和上帝的从属关系还很模糊，[⑦]所以商的郊祀内涵单一，即祭祀上帝或是祖先神和上帝而已。到了周，天神系统开始复杂化，“昊天”“上帝”“皇天”等皆被引进祭祀系统，《国语•周语中》周襄王言道“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百川之神”《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讲“天子祭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尚书•尧典》提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周礼•春官》讲大宗伯当“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罢辜祭四方百物。”。随着两周天神系统的复杂化，郊祀内涵急剧膨胀，外延随即模糊。不过大体上说来，只要在郊外举行的祭祀都可以成为郊祀。经过汉儒们对祭祀体制的整理，汉代往后的祭天制度就承袭了郊祭的一种涵义，并且完全把郊祀的名称继承下来。从此南郊寰丘祭天，北郊方丘祭地就成了历代郊祀的不二法则，虽然有时小有变动，但郊祀的内涵却稳定下来，外延逐渐单一。
周人郊祭天神，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称之为“配”。《尚书•多士》讲“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泽”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解释为“殷王亦无敢失天意，无不配天以终其禄”。《诗经•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诗经•周颂•思文》讲“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前一句是讲殷人在未丧失众心的时候，还是能配上天的。后一句则是赞颂“文思安安”的后稷可以配天。在周人心目中，“天”的人格化倾向得到了加强，并且和祖先神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天”的最尊者为“昊天”，祖先的最贵者就是始祖，即“祖之所自出者”，在周人的世系中，把稷作为大祖，把“祖之所出者”追溯到帝喾。天子作为整个姬姓的大宗，不仅享有祭祀大祖即后稷的权力，也有独享祭祀昊天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垄断性质的，严格的宗法制根本不允许诸侯僭越郊祀昊天、皇天或上帝。这就是“礼，不王不禘”的含义。
天子祭祀昊天，在南郊寰丘进行（可参看《通典•礼二•吉一》郊天篇），以喾配祀。因其行祭于郊，亦或有文献称之为郊祀。《礼记•礼运》讲先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故行礼于郊，而百神受职焉”。天子除了郊祀昊天外，亦在郊外有求雨之雩祭（配以先祖，情况不明），祈谷之郊祀（以稷配祀），求嗣之禖祭（以高禖之神配祀），诸侯之郊祀，除了不能祭祀昊天等最贵天神外，亦不能以天子之祖作为配祀对象，只能用本宗的祖作为配祀。一般而言诸侯国之开国之君才是各诸侯的大祖。鲁以文王为大祖，则是因为周公劳苦功高之故，所以成王给于鲁国以文王配祀的权力。
两周时期的郊祀不仅可以祭天神，亦可以祭地神，天子祭祀方土地，诸侯则祭自己领土之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左传》记载了鲁国多次祀三望（即祭祀东海、泰山、淮河），《左传哀公六年》讲到楚昭王生病，占卜后得知是河（黄河）神作祟，大夫请对河进行郊祭，昭王说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祸罪也”，遂弗祭。后来孔子知道后，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由此可见，春战时所谓的禘祀其实只不过是广义上郊祀的一种。在春战礼制混乱的时代，诸侯纷纷僭越各种规定，鲁国就曾经郊祀过天并且配以后稷，行天子之礼但仍称为郊祀。禘祭虽然是天子独享的祭昊天配后稷的大祭，但在后来却被内涵丰富的郊祭所替代。禘祭若往前探究亦可追溯到商，甲骨文中有“帝（禘）某君”的卜辞。不过这就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了。
总结
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谛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①] 《国语》P165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3月 第一版
[②] 《国语》P559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3月 第一版
[③]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P96 徐旭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④] 《说文解字》 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一版
[⑤] 《说文解字》P6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一版
[⑥] 《传世藏书•经学史2•春秋集传繤例》 P380
[⑦] 可以参看《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 朱风瀚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