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将军（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曾在著名的《战争论》一书的第一篇《战争的性质》中说：战争的真正要素是“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因而战争的本质就是暴力冲突——“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一章）。战争的本质是人类暴力，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却将战争的正义性服从于战争的目的性（目的高于一切），他说：“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第一章）。而与此相反，儒家的战争观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战争观，却是战争的目的性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即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间正义，而不是纯粹的国家利益等（纯粹的某方利益往往倾向于战争）。
孟子有一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孟子断言“春秋无义战”，在《孟子》原文中，主要是孟子以为地位相等的诸侯列国之间，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着相互“征讨”的合法性理由（详见后述）。不过，根据《孟子》全书或孟子一贯的思想精神，也可以推定孟子“春秋无义战”的论断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民生精神或仁政思想的必然命题，当然也是古人“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圣治》）、“人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和“天生百物，人为贵”（《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这种思想精神的必然命题。先秦儒家，尤其是生活在“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淮南子·要略》）或“多皆攻伐并兼”（《墨子·非攻下》）的战国时代的孟荀儒家，他们着重考虑的是——何种战争为正义？何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