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家看来，“仁义”或者说今之所谓的正义，其要旨是“保民”、“恤民”，所谓“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禁暴除害”（《荀子·议兵》）、“禁残止暴”（《大戴礼记·用兵》）。而“保民”、“恤民”的思想，其根本的来源是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生命情怀或生命精神（《左传·文公七年》，亦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篇，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对生命的仁爱与慈悲；《易》或谓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节》）。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下》）——“厚生利用”的生命情怀或民生原则正是“天地之大德”的人间体现；这种秉承天地之大德的“人德”，其基本原则是不侵犯、不干扰民众，不伤害、不毁灭民生（这是底线），乃至进而要促进民生、增进民祉，所谓“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左传·成公十六年》）。用唐代诗人白居易惯用的话来说，那就是“安业厚生”四字（《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这四字和《春秋左传》中“厚生利用”（文公七年）、“务德而安民”（哀公十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十三年）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同为唐代诗人陈子昂说得好：“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
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王道”开端或起点，无非是让是每一个人都在生养、死丧中无所遗憾而已，做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此不正是白居易所说的“安业厚生”和清戏剧家李渔所谓的“王道本乎人情”（《闲情偶寄》卷一）么？在齐国伐燕国这个问题上，孟子本意就反对的（《孟子·公孙丑下》：“为天吏则可以伐之”）。“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则也未尝不可；可是伐燕既成事实的齐国之师却不仅未救民水火还“杀其兄父，缧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那么就不仁不义了，理应遣回俘虏、归还宝器、选立其君而罢兵以还。在孟子看来，某战争中甲方对乙方即使在目的或动机上具有正义性，但该战争的实际过程中甲方也不能对乙方的无辜百姓实施暴力，而应仅仅局限于“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大司马》）；否则，甲方出兵乙方的战争就立即变成了非正义乃至是彻底非正义，并将遭到乙方民众的奋起反抗乃至是“动天下之兵”（《孟子·梁惠王下》）。
《大戴礼记·王言》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悦矣。”（亦见《孔子家语·王言解》、《慎子·内篇》、《艺文类聚·武部·战伐》，文字略异）儒家主张不得已而用之的战争应该是“诛其君而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此正应了孟子“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的界定。《荀子·议兵》亦曰：“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仁本》则记载周代天子的行军禁令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吴子·应变》曰：“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六韬》佚文曰：“某日出，某门吏士，不得刈稼穑，伐树木，杀六畜，掠取财物，奸犯人妇女，违令者斩。”（见《通典》149卷、《太平御览》297卷）。《淮南子·兵略训》曰：“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烧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吕氏春秋·怀宠》曰：“故义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