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孔子并不是没有学过兵法，他的弟子中就有懂兵法并统兵打仗的，《史记》甚至还明确记载孔子教冉求学过兵法（《孔子世家》：“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然而，为什么史载他在卫灵公、孔文子等问兵策时辞以不知或未学呢？合理的解释是兵法之术与乃与他博大的仁爱精神相抵牾，所谓“道不同不相谋”（《论语·卫灵公》），所以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由此看来，孔子是坚决反对血腥残忍，反对战争暴力的。试想想，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他又怎会赞成动用战争尤其是用战争来兼并土地、扩大财产呢？诚如孟子、荀子所言：“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转引《夏书》文字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失去守正之人也不枉杀无辜之民，此亦体现了儒家厚生利用、仁义为本的精神。也正是秉着这种精神来界定“仁”并以“仁”来看待他们心目中的“圣人”，以至孟子甚至不相信《尚书》所记载的“圣人”武王伐纣时双方交战至血流成河的残酷历史画面，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所以对于这样的历史记载，他只得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来作迂回的解释。这里，孟子并不是说武王伐纣是不正义的，而是说如果武王是至仁至义者，那么他发动的目的或动机是正义的讨伐之战，也不会在战争的过程中滥杀无辜，以至于血流成河、如水流杵；当然，孟子也不是说正义的战争就必须不流一点血或不付一定的代价，而是认为只有目的正义、过程正义的战争，这才是真正正义的战争。因而，孟子宁可相信《武成》篇的叙述有所艺术化的夸张，也不作相信作为仁义之化身的武王会如此进行正义的讨伐战争。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真正的仁者就应该是“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就应该不伤害任何无辜的生灵，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仁义为本或仁爱为怀的的先秦思想家，是反对任何暴力或血腥凌驾于无辜生命上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仁，体爱也”（《墨子·说上》），“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秋水》），“质于爱民以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真正的仁者，如果是“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又何至于“血之流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