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东周时代也即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是礼乐崩坏、王道衰微、诸侯兴霸、列国纷争，“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犹皆侵凌攻伐兼并”（《墨子·天志下》），所谓“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而这个时代的孔孟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敌国不相征”（《孟子·尽心下》）。
“敌国不相征”的意思是交战的邦国之间原则上不存在所谓“谁征讨谁”的问题（谁为正义？），因为地位平等的邦国之间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以正义者“自居”而率先出兵另一国（朱熹注《孟子·尽心上》“五霸假之也”曰“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倘若出兵那么它就是侵略而不是征讨了（谁都会自居正义而加以辩护）——因为在孔孟看来，主动出击的正义之战（反击侵略的自卫除外），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征讨”之战，其权利在天子而不在诸侯。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则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
用现在的外交术语或国际法概念来说，就是“主权平等”的国家中，某国率先诉诸武力出兵于他国境内，那么它违背了“不相征”的原则而非侵略莫属；而假使真要出兵他国以行使正义，也就是战争如果不是出于自卫而是出于正义的征讨，那么它也得由超越当事国利益的组织来执行。为什么？因为先秦儒家很明白：A、B方孰为正义不能由当事的A或B擅自说了算（任何国家都可能“假仁义”而行），而应该由能超越A、B方各自利益的第三方C来负责仲裁。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武力“征讨”某国则必须由“联合国”（United Nations, 1945）这种超越具体国家利益的全球组织依据《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并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授权方能实施。而在先秦“分封建国”的我中华天朝时代，儒家以为“征讨”某诸侯国的战争不能由另一诸侯国来执行（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应该由超越具体国家利益而代表天下利益的天子之师来执行，此正是孟子说的“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
何为“征”，“正行也”，孟子谓“征者上伐下也”（《孟子·尽心下》），“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何为“讨”，“治也”，《尚书·皋陶谟》曰“天讨有罪”，孔颖达疏曰“讨治有罪，使之绝恶”；何为“伐”，“击也”、“败也”，《春秋说题辞》曰“伐人者，涉人国内行威有所斩坏，伐之为言败也”（亦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征引），《春秋榖梁传·隐公五年》曰“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可见，“征”、“讨”、“伐”三个字（以上三字之释据《说文解字》），在先秦时代有其特别的涵义：“征讨”是一种以义对不义、以有道对无道的正义行为，而“伐”字它没有“征讨”这样的正义定性，只是表达一种军事的出击行为或事实或现象而已。所以“征讨”是指正义之战，而“攻伐”则未必是正义之战，且往往是指侵略性、破坏性的军事入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