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周的邑与都
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盘”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名称，接下去又说到“乃即散用田”，下文叙述疆界时，又提到接界的眉邑与邢邑，以及眉邢“邑田”。可见田统于邑，也许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许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鬲从盨”牵涉的邑有十三个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属于“其邑”。“舀鼎”中更明说“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属于厥邑，则邑应相当于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会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 殴”有三十五个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数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夫，及庶人六百(口口)又六夫，合计为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个邑中，每邑不过五十人上下而已。[1]《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
口计算，也只有八十口，与上文所得估计相去不远，是以金文“巾尸鎛”及“素命鎛”可以有多到“锡县二百”，“锡县二百九十八”的记载。[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结束后，晏子与北郭佐分别由齐君赏赐六十个邑。这些邑是额外的赏赐，他们原有的邑数大率多于此数。《论语。宪问》“夺伯氏骈邑三百”之后，这位丧邑的伯氏只能饭疏食了，则三百邑之数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3]这种小型的聚落，是不能当作城市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与军事中心的三一体，也可能有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个封君拥有二三百个封邑作估计的基数，一个“都”至少是管理封地上一二万人口的行政中枢，合计封君的家族、仆役、卫队、若干有司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生产人口，则这个“都”当也有成千的居民。春秋初期，鲁闵公二年，狄人灭卫，首都逃出来的难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5]由此推算，共与滕各自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点，大约即相当于小封君的“都”了。《战国策》：“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战国策》所说的“古者”
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为城的每边长度计算，这种城仍比曲沃古城(东西一千一百公尺，南北六百至一千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内外之分，而且有汉代遗物夹杂，可知这个古城到汉时仍旧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曲沃国并无外郭，则其原址可能会比曲沃古城现见遗址更小。《战国策》所举成数，也就相去不远了。[7]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计，为一万五
千人，以八口计为二万四千人。取其约数，三千家当在二万人口上下。卫国为康叔之后，不为小国，其国都人口，当与《战国策》所举“古者”大城的数字相差不远。卫文公复国于楚丘后二十五年间由革车三十五乘休养生息，又拥有了革车三百乘的兵力。[8]五千人可以维持三十乘，则三百乘至少也须五万人口。卫新迁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当是惟一大城，但五万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计了。
古史渺远难征，由上文推论，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其下的旁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则有一二千人口。周人两都宗周与成周可能是特级城邑，又
当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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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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