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究竟谁强谁弱？这个命题未必确切，解答者却大有人在。至于答案，不外两种：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1]两种答案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对其基本论点，本人均不敢苟同。照我看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并非故作新奇之论，早在南宋时便有此一说。如林駉认为宋代的情况是：“君上有大权，朝廷有公论”；[2]黄履翁肯定宋代“宰相之任重”，同时又断言“人主之权重”。[3]皇权和相权，此强彼亦强，岂不自相矛盾？其史实依据又何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皇权相权相互依存
宋代皇权强相权弱、相权强皇权弱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可是其出发点却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4]人们不禁要问：皇权与相权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就不能此弱彼亦弱或此强彼亦强吗？
从道理上说，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便很难讲通。毋庸置疑，“宰相之任，所职甚重。”[5]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宰相虽然“执大政”，但无非是“佐天子”。皇帝离不开宰相，原因在于“万几之烦，不可遍览”，只能“设官分职，委任责成。”[6]皇帝和宰相尽管有主从之分，但毕竟相互依存，以致君相一体之说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封建士大夫总是把君相关系比喻为元首与股肱。
很清楚，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皇权和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虽然不可能无矛盾，但从总体上说应当是一致的。难怪照不少封建士大夫看来，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模式应当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皇权与相权都强。如南宋人黄履翁在《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中，阐述皇帝“揽权不必亲细务”时说：“以天下之责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谏，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则人主之权重矣。……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在他们看来，皇权与相权都强，不仅完全可能，而且理当如此。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格局无非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7]
就史实来说，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8]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9]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10]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另一种状态是皇权和相权都强，宋代从总体看大致如此。至于其依据，下面将陈述。
二、看不见篡夺的时代
宋代皇权比前代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能够同他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他之上以至取而代之，皇权越发至高无上。
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宋代至少北宋前期的情况是：“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随其萌蘖，寻即除治。” [11]淳熙年间，参知政事龚茂良指出：“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12]大约同时，陆游也说：“今朝廷内无权家世臣，外无强藩悍将。”[13]在他们看来，宋代不仅无藩镇割据，而且皇权既未旁落于其亲属、亲信之手，又没有出现王莽、曹操这类危及皇位的权臣。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他说：“在唐以前的中世”，“强有力的贵族一旦压倒皇室，就要发生篡夺。篡夺是中世政治史的一个特征。”“宋以后，便看不见篡夺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定。”[14] “中世”、“贵族”这两个概念未必准确，但这个说法本身无疑值得重视。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的看法与宫崎市定相似，他指出：外戚篡夺“自汉代到五代，屡见不鲜。但自宋以降，不再出现。显然，宋代是分水岭。” [15]并进而认为这是君权巩固、皇权至上的象征。如果不作绝对理解，上述说法可以成立。不过对于此说，摇头者有之，他们的疑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个。
疑问之一是：皇权果真至高无上吗？有的学者断言：“在宋代，皇帝的权力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据说有两样东西比皇权更大，其实都不足为凭。
一是道理大于皇帝。据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记载，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但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
二是上天大于皇帝。如熙宁初年，宰相富弼就认为，只有上天能管住皇帝。他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为天意，并以此约束皇帝。然而就连富弼也明知“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16]上天虚无缥缈，并不存在。
显而易见，宋代不存在任何一种高于皇权的权力，也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同皇权平行。尽管宋人提出过分权的主张，如林栗说：“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但那是以皇权至上为前提：“明主使人持权而不以权与之，收揽其权而不肯独持之”，[17]意思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相近。
疑问之二是：宋代果真“看不见篡夺”吗？以下两个事例似乎可以作为反证，但是只要稍加辨析，不难发现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例一：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有下面五点值得注意：第一，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第二，《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第三，宋光宗虽然不愿退位，但他毕竟亲笔写下：“历事岁久，念欲退闲”，[18]可以作为内禅的依据。第四，赵汝愚所拥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宋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又由身为太皇太后的宋高宗吴皇后最后拍板并垂帘宣布：“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吴皇后分明是代行皇权。第五，嘉王即宋宁宗也并非抢班夺权者，他一再推辞：“恐负不孝名。”赵汝愚好言相劝：“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皇何地！”并采取强制措施：“众扶入素幄，披黄袍”，[19]宋宁宗才勉强即位。总之，“绍熙内禅”从目的到手段都与皇权政治的原则完全吻合，绝非篡夺事件。难怪《宋史·宁宗本纪赞》对此加以肯定：“宁宗之禅，独当事势之难，能不失礼节焉，斯可谓善处矣。”
例二：宋宁宗死时，宰相史弥远拥立宋理宗。史弥远这样做，目的确实在于报私仇、保权位。宋宁宗的养子赵竑自以为将继承皇位，他对史弥远专权颇为不满，常常在地图上指着海南岛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20]于是，史弥远蓄意擅自变动皇位继承人。不过，这件事有三个情节不能忽视：第一，直到宋宁宗时，赵竑仅为济国公，皇位继承人并未最后确定。赵竑莫说做了皇帝，即便已被立为太子，史弥远也将难以下手。第二，史弥远竭力说服宋宁宗杨皇后，尽管杨皇后起初不赞成：“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21]但她终于出面假传宋宁宗遗旨，封赵竑为济阳郡王，立赵昀为皇帝即宋理宗。第三，宋理宗与赵竑一样，都是宋宁宗的养子。可见，史弥远拥立宋理宗，虽属一大阴谋，然而并未从根本上违背家天下统治精神。何况赵竑不是皇帝，篡夺二字无从谈起。
疑问之三是：宋代皇权是否虚化？有的学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认为“宋代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化的开端”。[22]而我们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宋代皇权并未虚化，当时皇帝至少相当实在地掌握着下面两种至关重要的权力。
一种是最终决定权。熙宁初年，参知政事赵抃对宋神宗说：“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23]这话不无夸张之处，宋代的政令自有其正常形成程序。可是按照程序，必须皇帝“画可”即最后拍板。有的学者以“为政也专”的宋初宰相赵普为例，证明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其具体事例不外是：一次，赵普一再“荐某人为某官”，宋太祖多次断然拒绝，并“怒裂牍，掷诸地”，赵普“颜色自若，徐徐拾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宋太祖终于“可其奏”。另一次，一位官员按照规定应当迁官，宋太祖“素恶其人，不与。”赵普“力请”，得到的竟是蛮横的回答：“朕欲不与，卿若之何？”赵普的确别无他法，只能空自表示义愤：“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不听”，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赵普只得紧紧跟随，苦苦央求，“立于宫上，良久不去。”宋太祖最后被赵普的一片“忠”心所感动，“从其请”。[24]其实，这两件事恰恰表明宰相与皇帝的关系无非是“你提建议我作主”，宰相尽管有权建议，但皇帝却牢牢地掌握着“可其奏”、“从其请”的权力即最终决定权。“朕欲不与，卿若之何？”从中不难看出，皇权与相权岂能相提并论！
另一种是宰相任免权。宋人常常这样说：“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25]宰相对百官的任免，作用相当大：“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同共进拟”，[26]这完全符合当时政治体制的运转规范，不应看作皇权旁落于宰相之手。至于宰相任免权，皇帝则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决不放松。如熙宁初年，反对王安石执政的人不少：“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7]宋神宗顶住压力，在将王安石任命为参知政事之后，又把他提拔为宰相。又如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固执己见，在把张浚任命为枢密使之后，又将他提升为宰相，并且表示：“朕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28]在宰相任用问题上，官员们的期望只不过是：“人主于宰相，疑则勿任，任则勿疑。”[29]然而皇帝对宰相很难做到坚信不疑，宰相受惩处者有之，被撤换者更是为数不少。宋代宰相任期虽无年限，但一般任期较短。宋代一共有134名宰相，在134名宰相中，任期累计在120个月以上者9人，仅占6.7%，其中蔡京四起四落，赵普、吕夷简、文彦博三起三落，秦桧两起两落；终身任宰相者11人，仅占8.2%，他们的任期平均不到42个月，其中最长的是王珪，任相105个月，可是在他死后竟被罢相。[30]总之，宰相的升降沉浮以至命运掌握在皇帝手里。相权再大，也不能同皇权等量齐观。下面讨论相权问题，这一认识是其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