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四、士大夫阶层的特质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比前代都有所加强，这种状况与皇权弱相权强、皇权强相权弱、皇权相权都弱三种状况相比，对于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最为理想。在当代学者中，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时期”者有之，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从上述意义上讲，这类说法不无道理。宋代皇权相权都强，从根本上说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并在封建地主阶级这个“等级的阶级”中跃居最高层直接相关。
在中国封建时代，任何封建政权都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社会是“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62]不同时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最高层的阶层或等级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魏晋南北朝主要是由门阀士族地主等级专政，隋唐政权是士族地主等级与庶族地主阶层的联合政府，而两宋王朝则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代“治狱必用士人”、“宰相必用读书”、“典郡必儒臣”、“堂后官亦必参之以士人之任”，一言以蔽之，皇帝“左右前后，无非儒学之选。”[63]宋太宗对士大夫说：“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64]元老重臣文彦博对宋神宗讲：“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65]理学名家程颢指责宋神宗：“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当即辩解道：“朕何敢！”并“如是言之，至于再三。”[66]宋高宗号称“光宠儒臣”，有位官员写诗称赞：“文物多思古，朝廷半老儒。”[67]南宋后期，杂剧人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68]所有这些都相当准确地道破了宋代政权的性质。正是被政权性质所规定，宋代士大夫在各个方面享受多种优待，并且通常没有杀身之虞，朝廷“未尝轻杀一臣下”。[69]无怪乎宋太宗沾沾自喜：“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70]直到南宋行将灭亡时，宋理宗谢皇后还满有根据地公开宣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71]士大夫也承认：“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72]
宋代主要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当权。士大夫阶层自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与从前的门阀士族地主等级明显不同。门阀士族地主等级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用唐朝人柳芳《氏族论》里的话来说，便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而士大夫阶层则具有开放性、非世袭性，用北宋人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中的话来说，即是“骤得富贵”，“其家不传”。但因此就认为宋代士大夫政治力量远非从前的门阀士族可比，即使不完全是误解，至少也失之于笼统。士大夫的个体力量与群体力量相去甚远，应当具体分析。
就个体来说，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确实远非门阀士族可比。从前，一户门阀士族便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足以同皇帝分庭抗礼，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就很典型。他们对皇权具有离心力，对皇位构成威胁，其势力“一旦压倒皇室，就是发生篡夺”。而宋代没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像门阀士族那样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实力，他们的地位不仅不能世袭，甚至自身难保。即使是宰相，也大多是些布衣卿相。如宋仁宗时官至宰相的杜衍自称“措大”即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他曾经这样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73]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指责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替他辩护道：“窃惟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榆，富贵巳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74]这些都表明包括宰相在内的士大夫对皇权岂止具有向心力，简直是依附，根本不可危及皇位。宋代之所以皇权加强、皇位稳固、看不见篡夺，其较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就整体来说，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又不可小视，甚至并不小于门阀士族。从前的门阀士族地主等级具有排他性，其第一层含义在于严士庶之别，不让庶族进入士族行列，他们的圈子相当狭小；其第二层含义在于各个门阀士族彼此对立、相互牵制，他们各自的实力虽大，但难于拧成一股劲。而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具有开放性，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充实。随着士庶界限的打破、社会流动的增大、等级差别的缩小，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性加强，因而其群体实力相当大。北宋朋党之盛、南宋太学之横，就充分地显示了其群体实力。新党、旧党交替左右北宋后期政局，早已人所熟知。南宋的太学则有“无官御史台”之称，南宋后期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条中对当时太学生之敢于讲话，作了这样的描述：“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他们“同声合党，孰敢撄其锋”，甚至“与人主抗衡”。[75]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前面讲到的“人主无私”论等由来已久的观念，政令形成程序这套并非宋代首创的制度，在宋代比较有效地起到了防止皇权滥用的作用。难怪已故历史学家柳诒徵认为：“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76]“纯”、“惟”二字或许渲染过甚，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用确实相当大，包括钳制皇亲国戚，并且往往战而胜之，以致难以形成内朝。宰相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头目和外朝的首领，其权力有所加强，自在情理之中。
总之，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序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既赞同宋代的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又认为宋代的政治是皇权政治，两者岂不抵牾。其实，前者是指宋代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属于国体范畴；后者则是指当时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是君主专制，属于政体范畴。君主专制的政体取决于并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专制这一国体，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亦此亦彼、基本适应。前面讲到的“绍熙内禅”这一历史事件就生动地显示出国体与政体以至皇权和相权的辩证关系。宋光宗实际上是被以赵汝愚等宰执大臣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士大夫阶层赶下台的。这表明封建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总头目，不能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不能代表，将被封建地主阶级更换。从中不难看出赵宋王朝的国体是十足的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也不难发现宋代的相权有所加强。可是，最终作出决定叫宋光宗退位的毕竟是垂帘听政的宋高宗吴皇后，并且皇位依然世袭。足见宋代的政体仍然是严格的君主专制，即使在千钧一发之际，皇权也并未虚化。如果把皇权的象征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恐怕与明清时期的历史实际越发不相符。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注　释
[1]宋代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论为钱穆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发明，见其《论宋代相权》，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1942年3月。近半个世纪，研究者均大体沿袭其说，直到80年代才遇到挑战。与之针锋相对，王瑞来先生提出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论，见其《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1989年第1期。
[2][63]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4《国势》；前集卷8《才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2][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1页；第1卷第603页；第1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9][42][61][64][65][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四月癸未；卷36淳化五年五月戊寅；卷34淳化四年闰十月丙午；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26雍熙二年十二月；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卷368元祐二年闰二月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6][51]《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6；1之79。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7][11][34][41][47]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64《治道》“宋理宗时监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卷54《治道》"宋孝宗时叶适应诏上言曰"；卷57《治道》“绍熙二年春蔡戡又奏”、卷213《法令》"靖康元年翰林学士许翰上奏曰"；卷212《法令》"徽宗时中书舍人曾肇论内降指挥不可直付有司疏曰"；卷64《治道》“宋理宗时文天祥对策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8]《汉书》卷58《公孙弘传》；卷46《石奋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10]《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七月丁亥，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12][59]《宋史全文》卷26上淳熙三年十月己卯；卷25上乾道五年六月戊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13]陆游：《渭南文集》卷4《上殿劄子》，《四部备要》本。
[14]宫崎市定：《宋元的经济状况》，载《宫崎市定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5]刘子健：《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6][23]苏轼：《东坡集》卷37《富郑公（弼）神道碑》；卷38《赵清献公（抃）神道碑》。《四部备要》本。
[17][19][20][21][27][40][71]《宋史》卷394《林栗传》；卷37《宁宗本纪一》；卷246《镇王竑传》；卷243《宁宗恭圣仁烈杨皇后传》；卷312《韩琦传》；卷383《虞允文传》；卷243《理宗谢皇后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18]《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
[22][57]王瑞来：《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4][70]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圣政》；卷3《太宗圣政》。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
[25]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12《宰相得人则百官正》，《丛书集成》初编本。
[26][28][67]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蔡确罢相”；卷17"隆兴元年正月庚午张浚枢密使"；卷14"建炎四年五月己卯王绹罢参知政事"。中华书局1986年校补本。
[29][43]罗从彦：《罗豫章集》卷5《遵尧录五·王旦》；卷3《遵尧录三·真宗》。《国学基本丛书》本。
[30]参看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6年版。
[31]可参看拙稿《两宋无内朝论》，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后收入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第391－40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3]朱熹：《四书集注·孟子·万章章句上》，《四部备要》本。
[35][54]《中兴两朝圣政》卷24绍兴八年十一月癸酉；卷52乾道九年八月癸酉。《宛委别藏》本。
[3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辛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范祖禹：《唐鉴》卷5《太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38][52]《宋史》卷405《刘黻传》。
[3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下》，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
[44]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余杭所闻》，《四部丛刊》本。
[45][49]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4《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四部备要》本。
[46]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帝德》，中华书局1981点校本。
[48][56]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22《太尉文正王公（旦）神道碑铭》，《四部丛刊》本。
[50]《群书会元截江网》卷17《纪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欧阳文忠公集》卷31《杜祁公（衍）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55]黄震：《黄氏日抄》卷50《读史·名臣言行录·李文靖（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2之2《参政欧阳文忠公（修）》，《四部丛刊》本。
[60]司马光：《涑水记闻》卷3，中华书局1989点校本。
[66]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程颢）行状》，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68]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69]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范文正公年谱》，《四部丛刊》本。
[7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73]朱熹：《五朝名臣行录》卷7之1《丞相祁国杜正献公（衍）》，《四部丛刊》本。
[75]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开庆六士》、后集《三学之横》，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7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册第223页，正中书局1947年版。